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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场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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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于遵义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却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理由是既能稳操胜券,又便于扫清西进之路。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

  前敌司令部里的分歧

  前敌司令部发生了分歧,在毛泽东建议下,张闻天召开了二十余人的军委会议进行讨论。

  “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17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由于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毛泽东表态:“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91页)“‘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

  据周恩来回忆,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自述》,176页)周恩来当时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11日,军委以朱德的名义颁发《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召回了已经向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团长。这表明,在军事上,毛泽东获得了周恩来的坚定支持。

  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彭德怀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早在4天前到达鲁班场,野战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但他向前敌司令部提出的这个建议未被采纳。(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的进攻。鲁班场之战开始了。

  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激战至黄昏敌援逼近,红军决定撤退。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8页)

  为何要打鲁班场

  周浑元部听令蒋介石,对红军紧追不舍,其所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因此成为毛泽东的重点打击对象。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长红军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至于打击地方军阀,即使胜利也属消耗战,无法改变战局。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不屑为之。

  鲁班场距茅台渡口仅20公里,而且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必经之地。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目的在于拖住红军,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以便合围歼灭。如果红军依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攻击打鼓新场,成功与否,均无法改变危局,反而会给敌军时间加速合围。红军如果此时渡河,则有可能陷于背水一战的险境。但是,如果红军主动进攻,即便不能取胜,也能争取时间,又可使敌军不敢离巢出击,使红军能从容西渡。事实上鲁班场之战后周浑元部确实龟缩在工事内,不敢追击。三渡赤水是退却不是进攻,在退却时发动进攻以防对手追击是兵家惯用的战术,毛泽东深知只有掌握战场主动权才能使红军绝处逢生。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泽东虽然吸取了一渡赤水前土城之战兵力分散而失败的教训,集中全力进攻鲁班场,却万万没有料到红军的伤亡会如此重大。究竟谁该对这一伤亡负责?这就很自然地又回到了当初打新场对还是打鲁班场对的争论。林彪得到全体军委委员支持的建议,突然被以不应该打有一个师守敌的攻坚战为由否决,结果转眼却换成了有三个师守敌的鲁班场攻坚战,林彪内心显然是不服气的。此外,作为鲁班场之战的战场指挥,林彪内心之窝囊也是可想而知的。在撤退路上,红军又进行了习水之战,激战一天又以失利告终。林彪给军委写信“要求朱毛下台”的念头很可能源起于此。(《聂荣臻回忆录》上,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

  汤应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这样写道: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

  林彪不听,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不顾他人的劝阻和反对,直接向三人小组发出了措词严厉锋芒毕露的信件,可见其内心之不满已非同一般。由于此时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时过境迁,林彪追究鲁班场之战和习水之战责任的企图自然不能得逞。因此,四渡赤水以后在“领导层中”这股“要求撤换领导”的“小小的风潮”,(《聂荣臻回忆录》,258页)自然而然就平息了,但由猜疑造成的心理裂痕却无法弥合。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怀疑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班场之战的失利有责任,那么作为战场具体指挥的林彪和彭德怀显然也有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与鲁班场之战相比,土城之战伤亡更大,但战后毛泽东立刻总结经验并多次自我检讨承担责任。然而却没有史料表明毛泽东对鲁班场之战作过总结,更不用说自我检讨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吸取教训的一贯作风。从毛泽东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不难揣测他内心的真实看法。

  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杨尚昆回忆录》,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怀疑,可以说其来有自。

  彭德怀虽然没有答应林彪在电话中的要求,却对林彪这一重大的非组织行动保持了沉默。甚至在看到林彪的信后,“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第二卷,833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还“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自传》,20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2月)毛泽东显然不会认同彭德怀的看法。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暗指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对此竟然不加辩白,采取了他后来自称的“事久自然明”的委曲求全的态度,这很容易被毛泽东看作是无话可说的心虚表现。

  鲁班场之战后,在四渡赤水前夕,彭德怀又一次提出异议。3月20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出敌不备折而向东,迅速渡过赤水河。”(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317页)同一天,彭德怀在递交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却认为:“根据20日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他还批评毛泽东发动的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斗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118页)遵义之战是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动的数次战斗中惟一的一次胜仗,彭德怀尚且加以指责,此时再提鲁班场之战,显然是认为毛泽东回师向东的决策有可能重蹈“攻坚乱碰”的覆辙。对这些意见毛泽东当然不会接受。

  一起受到怀疑的,还有张闻天。张闻天也不赞成鲁班场之战,他“把这次行动称为是未加考虑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4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那段时间里张闻天正跟随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行动。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第二卷,832页)总之,在四渡赤水期间,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合作很不理想,尤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意见往往相左。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历史上的彭德怀有七分是不合作,显然也与此有关。而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训斥林彪的那句名言:“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杨尚昆回忆录》,134页)如今看来实在有两层含义,明是指林彪在政治上幼稚,被人当枪使,暗是指彭德怀自3月10日的军委会议以来一直在搞阴谋诡计,企图夺取军事领导权。这也许正是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认定彭德怀是林彪“发难”的幕后支持者却又不能明说的真正原因,以致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耿耿于怀。据彭德怀回忆:“这二十四年里,主席大概讲过四次。”(《彭德怀自传》,206页)刚刚复出、急需支持的危难之际,却屡遭责难和挑战,毛泽东岂能轻易释怀。

  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鲁班场之战打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决策正确,但红军伤亡过大,没有完全实现预先设想的目标,但也没有影响四渡赤水的成功。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鲁班场之战对新中国政局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本文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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