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贵州古代不产盐，食盐大部分来自四川。川盐入黔，由来已久，自清乾隆初期实行永、仁、綦、涪四岸运商认销制度后，各岸盐运便迅速发展起来。 
    仁岸盐运水陆运输路线均长。水路滩多水急，船行艰难：陆路山高路险，行人裹足。主要路线是：自流井一赤水一猿猴一土城一二郎滩一马桑坪一茅台村。 
    茅台村印现在的茅台镇，它山峦环峙，气候宜人，三百多年前还是个小小的渔村。由四川入黔的盐商，经泸州、合江溯流而上到达茅台村时，必停船息足，品尝美酒，于是这个地方就逐渐形成了仁岸盐运的最大转运点和旱码头，慢慢繁荣起来。我省著名诗人郑子尹曾有“蜀盐走贵州叫，秦商聚茅台”和“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的诗句盛赞此事。 
    清咸丰、同治以后，四岸运商认销制度废驰，运销混乱，盐商之间排挤倾轧，越境侵销、囤积断供、提价等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人为地造成人民贵食淡食，甚至吃不上盐。“民有断食之苦，官有淡食之虞”，盐荒风浪遍及全省各地。 
    光绪三年(1877年)，贵州平远州叫(现织金县)人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为了替统治者开辟财源，筹集军饷，也为了缓解贵州吃盐的困难，遂向朝庭奏请改革贵州盐务，制定了官督商运、商销的榷盐法，对盐业实行垄断经营。 
    丁宝祯的盐法对各岸盐商数量、载额、运道、盐商组织等都作了新的规定。仁岸盐商为陕西人开设的协兴    隆、义盛隆和遵义人华联辉开设的永隆裕，永发祥四家，月销22载(每载起运时为108000斤)，从合江进口，利用赤水河运到茅台村，其间在赤水设总店，自流井设分店，泸州设提号，邓井关、猿猴、二郎滩、马桑坪等设转运站，土城、茅台村设趸售站。 
    新盐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州叫人民的吃盐困难，但是却给盐商创造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他们纷纷成为大资本家、大地主，养尊处优，骄奢淫逸，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运盐的劳动人民，则终年辛劳，不得一饱，因而对盐商极为愤恨，但处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之下，却敢怒而不敢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部分小盐商借广大人民的愤怒情绪，同垄断的大盐商作斗争，各岸官盐店纷纷被打倒，盐务机构被取消，盐商也因而宣告歇业。民国建立后，取消了官运制度，允许人民自由贩运，但一批新盐商代替了旧盐商，仍然是官商勾结，盐价并未降低，广大人民没有得到丝毫好处。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立意恢复帝制，扩充实力，向四国银行团借款数千万元，以盐税作担保。四川盐运使晏安澜以自由贩运，盐税不能保证为由，又沿袭清朝的官督商运制度，招商承销。仁岸又产生了永盛隆、荣顺通、大昌荣、新记等四号。新四号仍走老四号的剥削之路，人民斗争又起。至民国十年，新四号相继倒闭。此后盐由场商自己运到各岸岸口，再由销商运到内地销售，但因销商财力、人力不够，不能由岸    口直达销区终点，于是就各别分段经营。由于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如遇洪水阻道、土匪或地方战事等特殊事故，盐价即趁势高涨，大地主、大商人乘机大力套购，屯积居奇，给人民造成“斗米斤盐”的困难。 
    民国十五年，贵州军阀周西成入主黔政，大肆扩充军队，认为盐税是极可靠的财源，于是召集各岸盐商到贵阳商讨盐务事宜，经过官商之间讨价还价的斗争，始达成认商利(目口包税制)制度，规定仁岸盐商为十家，每月销盐22载。民国十八年周西成、李晓炎内战，二十一年毛光翔、王家烈内战，“肖规曹随”，毛去王来，盐制仍然未变。民国二十四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黔北人民趁机奋起反抗不法盐商，打毁了各站盐仓，仁岸盐商仅存半数。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四大家族财团以大业公司为代理人，把魔掌伸到贵州，对贵州盐商施加压力，肆意摧残。仁岸销额原为22载，实际只能销足18载，民国二十九年又力口销4载，共计26载，滞销8载。当时盐价很高，广大人民又贫困淡食，盐的销量减而配额反增，所以每月积压十余载，资金周转不过，则遭到四大家族财团的压榨，拖到民国三十年，仁岸认商因亏蚀太大，先后歇业，仁岸盐业被大业公司乘机接办。其时大业公司已接办涪岸全部和綦岸大部分，四大盐岸，该公司侵占其三，还想操纵垄断整个贵州盐业，以便剥削人民。黔省商人在王伯群的领头下，同大业公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人调停，孔祥熙(大业公司靠山)才答应把仁岸让出由黔省商人经营，并由盐务局把销额减少6载。 
    仁岸盐业经营权由黔省商人夺回后，由伍效高、刘熙乙、孙蕴奇等集资接办，成立利民盐号。伍效高虽任总经理，但不熟悉盐业经营，所以利民盐号实际由刘、孙主持。民国三十六年，刘、孙的其他私人经营发展大了，退出利民盐号，伍效高重新约集股东继续经营，直到1949年贵州叫解放，始行结束。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夭心贵州叫人民的吃盐问题，海盐源源不断地通过黔桂、湘黔铁路及四通八达的公路大量运销各地，彻底改变了过去人背马驮的运盐方法。盐业公司不断提高食盐的质量，把海盐加工成又白又细的精盐—，盐价与解放前相比，下降了约30倍，从根本上解决了贵州人民吃盐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