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年前，大军挥师西进；６０年后，记者访今追昔

重访解放贵州之路

编者按

60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

60年前的今天，1949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根据毛泽东主席、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示，下达了《战字第3号命令》。这道命令下达后，五兵团下属的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挺进贵州，由此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根据兵团的命令，各军迅速进入各自位置，详细部署入黔作战，并于11月3日发起进攻......

正是先辈们昔日的浴血奋战，废除了贵州的封建剥削制度，推翻了压在贵州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历经反动统治重压的贵州人民站了起来，贵州的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今日起，本报记者将沿着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的足迹，回顾当年解放贵州的历程中发生的故事，体验60年来贵州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组建西进支队大军挺进贵州

1949年4月下旬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分多路向江南进军，至当年7月中旬，先后解放江苏、安徽、江西等9个省的全部或者大部。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华南和西南溃退，其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00余万人，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妄图依靠胡宗南、白崇禧两集团的兵力负隅顽抗。党中央根据战局发展，将年初确定的1949年解放9个省的大部或全部的任务调整为19个省，命令二野向西南进军，从冀鲁豫南下接管赣东北地区的全部干部、战士，随二野第五兵团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10日，赣东北区党委在上饶广场上召开了全体西进干部、战士9000多人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会上报告了党中央、二野前委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以及贵州的情况和西进支队的任务。

据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写的《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记载，当时的西进支队由原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隶属二野第五兵团。并从1949年9月25日至28日，分两个梯队离开上饶。在湘潭整顿队伍后，在1949年10月20日起，开始徒步西进，经湘乡、永宁、邵阳、桃花坪、洞口、安江到达芷江，准备进入贵州。

当时跟随西进支队七大队来到贵州的徐时元随接管贵阳的西进支队七大队，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往贵州进发。

“为了避免敌机袭击，主要采用夜间行军，一天行军至少80里路，当时的同志们疲惫不堪，身强体壮的同志就帮一些体弱和病号的同志背包，有的同志一人背了三个包。”今年已76岁的徐时元告诉记者。

西进支队战士彭兴元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夜行军中，“有一天晚上，我不小心掉下山路，幸好一位同志丢下绳子将我拉上去。很多时候累得走不动了，天才蒙蒙亮，大家整队休息时，互相望了望身上的泥浆和汗水，又继续前进。后来在宿营地，我才听说，那天有个小同志摔伤了，一匹马也摔死了。”

战前指示：“保证贵州人民安居乐业”

1949年10月20日至22日，第五兵团于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并随即下达《战字第3号命令》，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进攻，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于占领贵阳。

10月20日，第五兵团党委和政治部发出了安定贵州指示和号召，要求部队缩短西南作战时间，才能减少敌人对西南和贵州的破坏，以利于西南和贵州的建设。要“担负经营贵州的任务”，要当好工作队。部队与贵州人民见好面，要做到“秋毫无犯，保证贵州人民安居乐业。”

第五兵团于11月3日发起了进攻，一路摧枯拉朽。11月12日黎明，先头部队乘缴获的汽车向贵阳猛进，一路接连攻下贵定、龙里。于14日晚23时进驻贵阳，发现驻守贵阳的国民党军已于13日逃走。

西进支队战士戴腾在1949年11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午夜12时，团部管理处就通知起床，大伙甚为诧异：睡下不到四个小时，又叫打背包，难道又发生特别的‘情况’？正在纳闷，队长进门高兴地说：‘同志们，特大喜报，贵阳在最晚23时被我军解放了！团部通知，立即准备出发，明日中午12时前赶到贵阳’。大伙听罢，个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胜利了！胜利啦……’欢呼声响彻小茅草屋。”

20多天的时间，贵州大部分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退至毕节至兴仁一线的国民党十九兵团及地方保安部队，12月中旬接受刘邓首长的“四项忠告”，在王伯勋、张涛等将领的率领下起义。

西进支队的“贵州情”

1949年11月上旬，，西进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15000多人，以大队为单位，赶赴贵州各地区开展接管工作。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中共贵州省委进驻贵阳。贵州省委由杨勇、苏振华、徐运北等13人组成；杨勇、苏振华、徐运北、曾固、赵健民等5人为常委；苏振华为书记，徐运北、曾固为副书记。

在艰苦的战斗和与各族人民的交往中，西进支队的战士们丰富着对贵州的看法。戴腾在1949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46师前卫部队是沿“尖兵”用石灰撒的箭头路标，从山间小道进入贵州，这里山高路窄，崎岖难行，一处比一处高。无怪人称：“贵州地无三里平”。

在11月11日于黄平附近写的行军日记中，他说道：“这里是地地道道的苗乡，……他们之间讲苗话，我们听不懂，但我们找他们攀谈，男的会讲些汉话，对我们总是微笑表示友好，我们求借炊具等物也乐意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