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权濒临全面崩溃。为挽回败局，加强西南地区的军政部署，蒋介石采用“黔人治黔”的方法，调遣他认为可依赖的原宪兵司令、安顺人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安顺人韩文焕为保安副司令，原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兴义人何绍周为第六编练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别动队队长、龙里人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加强反共部署，企图在贵州作最后的挣扎。

为了解放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贵州人民，1949年10月22日，根据毛泽东、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发出《战字第3号命令》，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11月3日，十六军率先发起进攻，四十六师前卫一三八团在瓦寨与敌二四九师接触，敌一触即溃，仓惶逃跑，4日攻占天柱，6日攻占三穗。十七军各师于11月7日发起多路进攻，迅速打破敌人黔东防线，五十师前卫一四九团于6日上午攻占玉屏，歼敌九八○团一个连，余敌向西逃窜，该团当即猛追，至青溪镇，发现敌正在渡河，一四九团利用大雾掩护，直扑正在集合之敌群，歼敌400多人。四十九师于7日攻占黄道司，歼敌九八一团一个连。至8日，十六军前卫部队同五十师会合，进占了黔东重镇镇远。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谷正伦、韩文焕忙令四十九军一定要利用天险鹅翅膀固守一个星期，保证他们从贵阳撤退。我十六军前卫一三八团进占镇远后，于8日进至鹅翅膀。鹅翅膀横亘在镇远与施秉之间，是扼守湘黔公路的黔东著名要隘。一三八团采取正面佯攻、迂回包抄的办法，迂回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打掉敌人哨所，直捣敌营部，正面部队趁势猛攻，迅速拿下鹅翅膀，打开了通往贵阳的主要障碍，并于同日解放了施秉。一三八团奋勇前进，于11日进占炉山，与从左翼接连解放剑河、台江、凯里，向炉山迂回的四十八师会合。12日黎明，一三八团进至湘黔公路与黔桂公路会合处之甘粑哨，缴获敌一批汽车，遂改乘汽车向贵阳猛进，一路连下贵定、龙里两城，俘敌四十九军副军长陈翠秋。14日23时进占贵阳。贵阳之敌已于13日逃走。五十师15日上午进入贵阳警备。

与此同时，五兵团各路加快行程，四十九师于8日解放岑巩，9日歼灭从黔东溃逃下来的敌七四七团一部后，连克瓮安、余庆、开阳，15日占领息烽，切断川黔公路。在这段进军中，该师前卫一四六团连续四天四夜未宿营，一路翻越悬崖，徒涉河流，兼程行进420公里。五十一师率一五一团于14日由炉山向黔南进攻，日行140里，连克麻江、都匀，歼敌400多人，切断了黔桂线。

占领贵阳后，部队稍作休息，四十九师向安顺进击。解放普定，攻占镇宁后，侦察得悉：从黔东溃逃的敌四十九军249师要越过安顺与镇宁之间的滇黔公路，逃往毕节方向。该师派出两个团及军侦察营在普定马官屯设伏。22日清晨，敌军果然向马官屯开进，待进至预伏圈80米处时，我军突然开火。敌遭意外打击，顿时慌乱，拼死突围，死伤无数。这是五兵团进军贵州最大的一次战斗，计毙伤敌800多人，俘副团长以下1200多人。五十一师11月9日由都匀出发，向独山之敌发起进攻，一举突破敌防线，敌慌忙逃跑，解放独山，紧接着于24日解放丹寨、三都。在一五一团南进的同时，十七军补训团于11月24日由贵阳出发，当日即解放惠水，长顺之敌投城。黔南大部地区获解放。十六军于清镇地区稍事休整后，即向毕节进军，四十六师主力于鸭池河正面强渡，尔后夺占大关，直取黔西。11月21日，四十七师三天前进270公里，25日攻占大定，歼敌四十九军一部，俘其参谋长饶启尧，敌二七五师宣布起义。25日解放黔西，歼敌200多人。28日，四十七师攻占黔西北重镇毕节，一四九团进入黔西后，即趁势解放金沙，歼敌300多人，并争取敌保八团起义，接着又解放织金。与此同时，友邻十军已接连解放石阡、思南、遵义等，至12月初又相继解放了直至赤水的黔北广大地区。

贵州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退入黔西南的敌八十九军及由贵州保安部队改编的独2师、独3师、271师、272师和黔西南绥靖区的地方部队共3万多人已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正当他们徘徊观望，谋求生路之时，11月21日，刘、邓首长发出了《向西南伪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的电文。《忠告》发出后，聚集在黔西南的国民党军认真分析当时的处境，感到只有起义才是惟一生路。新任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在与五兵团取得联系后，首先通电起义。12月10日，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黔西北司令刘鹤鸣等又联合签名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随之和平解放。

整个贵州的解放作战，五兵团将士日夜兼程，攀越高山峻岭，行进崎岖小道，爬悬崖，过急流，以排山倒海、无坚不摧之势，秋风扫落叶般将国民党盘踞贵州部队各个击溃。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俘敌6900余人，缴各种炮近100门、各类枪4000余枝、汽车100辆、战马100余匹及大量弹药、军用物资，还争取了3万余敌军起义。

五兵团攻占贵州，废除了贵州的封建剥削制度，推翻了压在贵州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历经反动统治重压的贵州人民站了起来，当了主人，贵州历史自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张星炳 为贵州解放及建设倾注青春和热血

已经83岁高龄的张星炳老人14岁便参加了八路军，18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入伍到1945年9月期间，当过宣传员、勤务员、通信员、警卫员、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等。参加了太行根据地1942年、1943年反“扫荡”斗争和南岩铺、百草坪等战斗。从1945年10月至1950年9月任冀鲁野战军第一纵队机要科译电员、机要秘书、十六军司令部机要科股长等，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贵州、成都战役等重要战斗。

从1950年10月到1981年8月，张老曾任省公安总队机要科副科长、中共兴义地委第一书记兼地区革委会主任及兴义军分区第一政委、贵州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63年晋升上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被授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949年11月14日晚上，张星炳随部队到达贵阳，从此一直扎根贵州，为贵州的解放及建设倾注了青春和热血。

张老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当年进入贵州时，所见确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湘西地区，天气晴朗，刚进贵州天柱就阴雨绵绵，一直到贵定仍然在下雨。山多路陡，即使是在贵阳城，也没有多少好的街道。老百姓大多住的是低矮的茅草屋。

尽管国民党四处宣传共产党如何奸淫烧杀，但部队进入贵阳时，老百姓却自愿上街来热情迎接。当时的贵州，土匪猖獗，数量众多。大白天都能听到乱枪鸣放。在贵阳的喷水池铜像台一带，土匪也相当活跃。因此，剿匪成为解放贵州后的第一大任务。由于入黔部队有一部分入川进藏，兵力有所减弱，在土匪力量相对强大的形势下，部队曾作出固守川黔、滇黔、湘黔三条线桥，让出其他已占领的地方，确保贵阳，力争保证几个分区的最坏打算。然而十六军、第四野战军、186师很快作战回来，部队集中力量进行了全面大清剿，这一战竟然用了3年的时间。

“我军进入贵州剿匪的伤亡人数比历次战争还多。”张老回忆说，五兵团到过东北解放热河，到过大同，打过成都，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亡的最大官职仅是一个团政委。而在贵州清匪时，伤亡人数比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都多，而且有两个师的后勤部长遭遇伏击牺牲。

当年从老家一起出来参军的兄弟亲戚共有17人，如今只剩下张老一人。正如头颅里仍嵌着抗战时期受伤后尚未取出的子弹片一样，当年的红色记忆已经深深烙印在张老的脑海里。

唐成海 “我这一生仗打得多”

88岁的唐成海老人自豪地告诉记者，我这一生仗打得多，大的有淮海、平津、辽沈等7个著名战役，小的战役不计其数，受伤过3次。其中在贵州近两年的剿匪战斗中，几乎天天在和土匪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

唐成海1919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战功卓著，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区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荣获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章。

尽管已88岁高龄，但在贵州的艰苦剿匪岁月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唐成海脑海里。他回忆，共和国成立不久，当时贵州的土匪很猖獗，漫山遍野都是，像蝗虫一样成灾，危害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率队参加了艰苦的剿匪战斗。其中在1950年初冬，参加了对长顺、紫云、惠水县的土匪进行围剿，史称“长紫惠铁壁合围”，在解放军沉重打击下，400多人的敌匪顷刻土崩瓦解，一举被全歼，匪首“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被活捉。在战斗中，唐成海所在140团涌现出了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肖国宝，他毅然用胸膛堵住匪徒的机枪口，为连队进攻开辟了胜利的通道。

随后，唐成海又率团一个县一个县的剿匪，先后转战织金、水城、威宁、赫章、黔西、金沙等地。当时贵州很贫困，路不好，交通极为不便，部队的物资供应不上。看到群众没有衣服穿，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衣服和吃的东西等物品一路走一路送，救济群众，送得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军服。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共消灭3000多土匪，打散的土匪不计其数。历时两年，终于肃清了贵州大地上的土匪，让群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凤玉奎 难忘康定城外“望兵桥”

尽管已经87岁高龄，但是原省军区顾问、副军职离休老红军凤玉奎却是我省目前健在的老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位。老人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战争岁月虽然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但老人那种革命战争年代的刚毅和坚强仍然存留在眉宇间。提及曾经的峥嵘岁月，他满怀激情地讲述着永远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那些难以忘怀的红色记忆。

凤玉奎1920年11月出生在四川苍溪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5月，不满13岁的凤玉奎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的大家庭里，凤玉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大家庭的温暖。从共青团员到工农红军战士、司号员、机枪连勤务员……，在战斗中，凤玉奎学会了什么是“阶级友爱”，学会了医疗救护技术。红军的精神、革命的道理、中国的未来……凤玉奎在成长中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从一个稚嫩的小兵娃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

“当年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过草地时，每人只配备了5斤干粮、5斤干柴和3斤盐，但是战友之间的关系都特别亲密，就像家人一样，我们的队伍就是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宝贵的革命斗志，靠着团结的力量走完长征的。”回忆起当年长征途中的往事，凤老显得有些激动。史料告诉我们，那些吃草根、树皮、野菜，甚至将皮带煮着吃的事情，都真真实实地发生在凤玉奎和他的战友们身上。

说起长征，凤老讲述了他常常想起的一段往事。1935年的秋天，凤玉奎所在的红31军某通信连在离康定城附近的一个藏族村庄做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大雪山。临行前，凤玉奎等几名战士在连队司务长的带领下，到泸定县去背运粮食。在返回康定的路途中，凤玉奎突发急病，昏倒在地。大家抢救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凤玉奎苏醒过来。部队就要出发，而几个人身上都背负着重重的全连的口粮，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抬着他长途行军更是不可能。万般无奈，带队的司务长只好咬咬牙，将凤玉奎抬到路边显眼处，等待后续部队收留，他带领运粮分队的战士火速赶回康定。

在夜幕降临时，被大雨浇醒了的凤玉奎，碰到了友邻部队的战友。他们留他休息了一夜，让他填饱了肚子，帮他烤干了衣服。第二天一早，他就告别了战友，大步流星追赶自己的部队去了。

傍晚，凤玉奎终于一步一瘸地回到了驻地，在康定城边的木桥旁追上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许富发排长和全排战士。从此，康定附近的老百姓，都管那座木桥叫做“望兵桥”。

提及那些硝烟血雨的年代，凤老抚摸着手腕上那块一直戴着的上世纪60年代长征胜利纪念手表，感慨万千，“我们虽然老了、休息了，但是，共产党员还在啊！那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默默长眠在战场上的战士们，时刻不忘长征的历史，以长征的精神鼓舞我们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王家峰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84年在我国西南边境作战中，18岁的王家峰参加大小战斗10多次，出境侦察18次，取得毙敌2名、俘敌1名的骄人战绩，被昆明军区授予“一等功”。

王家峰于1982年入伍，当时成都军区从1万多名新兵中挑选3人进行全方位培训，准备参加大比武，王家峰凭借极佳的身体素质入围。经过全方位的艰苦训练，练就了能一拳打断五块砖的硬功夫，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

1984年7月，王家峰所在部队开赴西南边境作战。10月4日，他们5名侦察队员奉命穿插到敌方小老山高地担负侦察任务时，与10多名敌人不期而遇。双方距离太近，来不及撤退。狭路相逢勇者胜。王家峰和战友迅速还击，他当场击毙了两名来势汹汹的敌人。之后在大量敌人赶到前，利用侦察人员所练就的本领成功突围脱险。

在一次伏击战中，王家峰和战友在树木和草丛中设伏三天三夜。下午3时，电台通报有2名敌人正在向设伏区靠近，就在敌人离设伏区不到500米时，一条小酒杯粗的蛇向王家峰游过来，来到他面前不到20厘米，昂着头，瞪着他。这时敌人越来越近，如果起身打蛇，那会把敌人吓跑，三天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形势危急，王家峰紧张得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他急中生智，右手轻微一动，引蛇上来攻击，左手紧紧卡住蛇头，蛇紧紧缠着他的左手，王家峰用嘴把蛇头咬烂，把蛇咬死。此时，敌人离他伏击地点不到100米，根本没发现任何异常。

当敌人走进伏击圈后，王家峰他们开枪击毙一名敌人，另一名敌人转身逃窜。为活捉俘虏，王家峰一个虎跃将逃敌扑倒，两人从山头滚到半山腰。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此时的王家峰又饿又困，体力虚弱，被敌人一拳打在肚子上，眼冒金星。危急时刻，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强的信念支撑着王家峰，他一个左勾拳打在敌人下颌，打掉两颗门牙，一个右勾拳把敌人打昏在地，并用绳子把敌人捆住。这时，王家峰累得倒在地上，才发现身上多处被树枝挂伤流血，浑身钻心疼痛。被俘虏的敌军上士为我军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