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荼縻 实习生 岑清 崔琳琳

六十年，一甲子。人故去，事淡去。

解放遵义，史志上多是数字与梗概。每个数字背后，都留下了许多需要填充的记忆；每个梗概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岁月的诉说。

1949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湖南进入贵州边境，4日解放天柱。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整军弃甲曳兵而走。遵义人民盼望解放军的到来，犹如大旱之望云霓，终于沛然而降甘霖。老百姓欢天喜地拥上街头，扭着秧歌，敲锣打鼓，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人民好喜欢”等歌曲。回首此情此景，依稀犹在眼前。

，我们试图去寻找、去采撷那些散落在亲历者心中的珍藏，努力使追忆成为永恒。

编者按

整整60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金灿灿的秋天。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沧桑巨变，6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遵义和伟大的祖国一起,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2009年的这个秋天，让我们再度回首，把目光投向这60年来的那些人、那些事……

从8月起至11月止，遵义日报专刊部将每周推出一期《共和国成长记忆》为主题的系列特刊，从普通市民的视角，从老百姓衣、食、住、行、乐的生活层面，用老百姓自己的亲历故事、切身感受，来诠释和演绎遵义本土上那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以此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穿的鞋

张大可

我们走进张大可老人的家时，他正坐在窗边，笑咪咪地向我们问好。今年82岁的张老，尽管在遵义待了近60年，说话仍然还带着一点他家乡山东的味道，听起来既特别又亲切。

受大哥影响参加革命

张大可1927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和其他孩子一样，他的童年虽然不富裕，却也过得还算无忧无虑。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不久，日军迅速地占领了泰安，张老的大哥，一名当时的进步青年，立即自愿申请参加革命，与残暴的日军抗战到底。大哥的经历对还只有10岁的张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不到18岁的张老也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起初，革命的目的只是单纯地源于他对日本人的仇恨，但在冀鲁豫第一分区教导大队的组织学习下，张老很快树立了更高的革命意识：即抗日只是革命的基本目的，更高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有文化基础的张老在系统的学习下,很快担任了该军区营部书记一职。

遵义高等教育的先行者

1949年4月，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张老随着解放军第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五一团一营一路南下，跨过长江，先到了福建南平，解放福建后，又直奔西南部。进入贵州后，该营最先到都匀。如在其他地区一样，解放军以强大的气势很快解放了都匀。随后，遵义也得到了解放。张老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正在进军大西南的路上。”

50年代初，历经百战、立下军功的张老转业到遵义市地委，从事行政工作。1957年，随着党“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的领导”的政策和号召，文化修养较高的张老调动到当时的遵义师范专科学校（现为遵义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一职。

据张老回忆，建国后共产党接管了当时由国民党创办，但已经停课的文化小学、朝阳小学等，遵义市的初中、高等院校随即纷纷恢复上课。但在建国初期，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当时能上学的学生人数寥寥，而且多是家境较好的学生，农村和出身不好的孩子，几乎没有上学的可能性。

在以张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的教育家的努力下，1958年遵义市的高等专科学校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有四所学校：农专、师专、医专、工专。在解放不到10年的遵义市，高等教育出现这样的情景十分振奋人心，遵义市及其附近县市的适龄学生得到了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求学机会。

尽管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转折和动荡，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张大可等教育家始终没有放弃对遵义市高等教育的建设，如今，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已经发展成了一所学科齐全，管理成熟的师范学院。

尽管张老已经退休20多年了，但别人还是亲切地称他为张书记，而这位遵义市高等教育的先行者，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仍密切关注着遵义市教育的发展。

“势如破竹”、“敌人已溃不成军”……在多位亲历者口中，参加解放遵义战争的感受，不仅是生活、行军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人意志的磨练。面对记者的采访，亲历过解放战争的80岁老战士段建文,回忆起当年的硝烟战火和迎来新中国成立时的一幕，激情昂扬。

10岁加入儿童团

段老的老家在山东省荷泽市前段村。1938年，年仅10岁的段建文老人便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儿童团，“其实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村里的夜校上课。”段老回忆说，因为害怕日本军队，儿童员成员就轮班为夜校站岗放哨。后来，段老又“升入”模范班，开始正式与共产党的武装有了联系。段老说，那时他最喜欢的就是与武装部队成员一起埋地雷、切割日本军队的通讯设施……这一切，让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段老感到新鲜极了，而且“搞破坏”本身就是他的“强项”。

后来，段老成为村里培养的积极分子，与另外一名积极分子拥有了一把让他朝思梦想的枪。“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拿着枪到村外较远的地方，向天空放几枪，这并不是好玩，是我们的工作。村里为我们配枪，就是让我们扰乱敌人的注意力，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段老说，这一招很管用，敌人被他们骗得四处跑。

1943年，段老跟着八路军到了离家500公里远的外县作战，段老也就正式脱离生产参加了革命，1945年，他被组织上安排到荷泽市黎明区抗联工作。

到区里继续干革命

在抗联，段老成了一名通信员。1946年，国民党的军队又打了过来，段老所在的荷泽区沦陷了，但上级有命令，“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段老他们于是就留在区里“坚守阵地”，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形势开始好转，段老他们也开始十分小心的公开活动一下。“那时的条件不是一般的艰苦！”回忆起那段日子，段老有些心酸。家乡沦陷了，因为段老的“特殊身份”，如果被国民党抓到，全家都要被杀头。于是，段老的父母不得不带着哥哥和弟弟背井离乡来到河北的解放区。在解放区，父母靠为部队打草鞋为生，哥哥和弟弟帮别人干点农活。就这样，段老和家人天各一方。

报名南下解放遵义

1948年3月，段老报名参加南下，随部队到达遵义，从此一直扎根遵义，为遵义的解放及建设倾注了青春和热血。

“走到哪里，解放到哪里；走得越快，解放得越快！”段老说，几千公里的行军，正是有了这句口号，他们走得特别带劲。行军第一天，段老带的四双布鞋底就全部磨坏了。到了江西景德镇，部队休整了几天，段老就与战友上街买鞋，他选中一双底子是用单层皮子做的鞋，段老想，这应该能穿上一阵子，毕竟是皮的呀！没想到，皮子底的鞋经不住水泡，一天时间，就穿坏了。段老不得不穿上他最不喜欢也是最害怕穿的草鞋，“太磨脚了，草鞋穿在我脚上就是满脚泡。”不过，时间长了，段老发现，穿来穿去，还是草鞋经穿。

由于长期行军，全身的血脉往下流，为避免两腿麻木影响第二天的行程，段建文与战友士们睡觉的时候都是把两只脚用砖头垫高，好让血脉往上流，以减轻脚下的压力。在行军途中，战士们从来没有打开过背包睡觉，更别说洗澡换衣服了。他们满身汗臭味，还生了很多虱子，咬得身上又痛又痒。但战士们很乐观，戏称虱子为“革命虫”。每当行军途中休息或到宿营地之后，战士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捉虱子。一翻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他们用指甲切、用牙咬，发出“叭叭”的声音。

“那年的雨水特别多。”段老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在湘西地区，天气晴朗，刚进贵州就阴雨绵绵，一直到遵义仍然在下雨。山多路陡，即使是进入遵义城，也没有多少好的街道，老百姓大多住的是低矮的茅草屋。

段老说，那时丁字口是泥巴路，雨天便是稀泥浆浆，现在的中华路市民广场那一带更是泥浆和煤渣浆浆和在一起，简直无法下脚。

尽管国民党四处宣传共产党如何奸淫烧杀，但部队进入遵义时，老百姓却自愿上街来热情迎接。段老回忆说，当时的遵义，土匪猖獗，数量众多。大白天都能听到乱枪鸣放。在仁怀、正安一带，土匪也相当活跃。因此，剿匪成为解放遵义后的第一大任务。由于入黔部队有一部分入川进藏，兵力有所减弱，在土匪力量相对强大的形势下，部队曾作出固守川黔、滇黔、湘黔三条线，让出其他已占领的地方，确保贵阳，力争保证几个分区的最坏打算。然而十六军、第四野战军、186师很快作战回来，部队集中力量进行了全面大清剿，这一战竟然用了3年的时间。

1983年，（右）任遵义地区体委主任时，陪同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胡锦涛参观遵义体育场馆建设。

康银亭

79岁的康银亭老人自豪地告诉记者，我这一生仗打得多，大的有平汉、淮海、渡江等几个著名战役，小的战役不计其数。其中在贵州近两年的剿匪战斗中，几乎天天在和土匪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

从司号员到政委

尽管已79岁高龄，但康老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不要说每一桩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就连时间和小地名他都能随口说出。尤其是在贵州的艰苦剿匪岁月至今仍清晰地烙在康老脑海里。

康老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这里曾是楚霸王夺军救赵“破釜沉舟”之地，是民族英雄岳飞青少年成长成名的地方。13岁时，康老就参加革命，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大家庭的温暖。从一名司号员到司号长、管理员、参谋、部长、政委……在战斗中，康老学会了什么是“阶级友爱”，学会了技术。革命的精神、革命的道理、中国的未来……康老在成长中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从一个稚嫩的小兵娃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

“当年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不打仗时，我们就只能吃窝窝头、草根、树皮，但是战友之间的关系都特别亲密，就像家人一样。我们的队伍就是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宝贵的革命斗志，靠着团结的力量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回忆起当年往事，康老显得有些激动。史料告诉我们，那些吃草根、树皮、野菜的事情，都真真实实地发生在康老和他的战友们身上。

1949年4月22日至28日，康老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跟随部队向西南进军，开始了三千里的行程。1949年11月14日晚，康老所在的部队到达贵阳郊区，15日凌晨，解放了贵阳。康老回忆，当时贵州的土匪很猖獗，漫山遍野都是，像蝗虫一样成灾，危害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参加了艰苦的剿匪战斗。

在“速成”班与老伴“速成”结识

1950年，康老被安排到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设在遵义的第12速成中学学习。康老就读的速成中学校区就在现在的梅岭化工厂，在一年的“速成”学习中，他与语文教师袁淑慎结识相恋，这段“师生恋”至今已走过了45个春秋。

可能是记忆力好的缘故，在速成中学，康老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老伴袁淑慎回忆说，当时她让康老他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写我”，在作文里，康老对自己的描述十分写实，还有几分幽默色彩，正是由于这篇“我写我”，康老给袁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学习成绩好，康老立了两个二等功，并且作为学校树立的标兵在速成中学的几个校区为学员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康老说，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颇有些巡回演讲的味道。”

一年后，康老学成毕业，被分配到遵义军分区政治部工作，1954年，他与老师袁淑慎喜结连理。

60年前的遵义城是什么样子？康老回忆：中华路上，全是破旧的木板房，垃圾遍地，老鼠乱爬；部分国民党逃离前，将一些道路挖得稀烂；街上路灯很少，好多人家用的都是煤油灯……

康老说，当时，遵义城内，商店停业，工厂关门，市场萧条，一些商人将大米囤积居奇。

如今，康老的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上午在院子里溜溜，和老人们聊聊天。下午看看报纸，画几幅画。对现在的生活，康老说自己很满意。但提起当年的革命生涯，康老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说起这些，他的感触比谁都深。